纪要｜【文研论坛114】历史与文学：走近“百世士”苏东坡

2020年11月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一十四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历史与文学：走近‘百世士’苏东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参与对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溪主持。

【文研论坛114】

历史与文学：走近“百世士”苏东坡

苏东坡之名，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历史中的一个偶像人物。李溪老师首先提到，相比其他古代的“偶像”，东坡对我们来说别具一种亲切感，仿佛就是身边一位令人如沐春风的朋友。因此，今人对东坡的认识，不止是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更像是了解一个在自我世界中的人。

张鸣老师指出，我们今天对苏轼的认识，其实是个人对苏轼的一种解读，热爱苏轼的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苏东坡”，这是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的特点。苏轼的世界，是一片汪洋大海，浩瀚无边；又是横亘的山脉，“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并不容易认识他的“真面目”。在历来对苏轼的认识中，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那就是给他“贴标签”。苏轼身上被贴的标签太多了。比如说“达观”、“快乐的天才”、“美食家”、“豪放派”，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标签化”的认识。“标签”的特点是简单明快，但会遮蔽对象的复杂性，尤其像苏轼这样浩瀚丰富的灵魂，“贴标签”的方式会妨碍我们对他的“真面目”的了解。所以，认识苏轼其人，也许换一个角度，看宋人怎么称谓苏轼，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称谓问题非常重要。如何称呼彼此，反映社会礼节和秩序，也反映不同的人物关系、对象的身份地位，以及相互的情感态度。同样从称谓上也能看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对苏轼的不同认知。

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卷》

苏轼在宋代，除了“苏轼”之名外，有三个最常见的“称谓”。其一：“文忠”，此为苏轼谥号，乃朝廷在政治上对苏轼的盖棺定论。这是作为士大夫官员的苏轼所获得的定位。该谥号背后承载的，是苏轼一生的从政活动与政治智慧，万万不可忽略；其二：“子瞻”，此为苏轼之字，按古人的称谓规矩，师友亲朋以及门生故旧，都以“子瞻”相称，以表尊敬。苏轼交游广泛，故“子瞻”的称谓在当时使用很广。这个称谓和苏轼的士人身份、社会交往、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密切相关。其三：“东坡”，这个称谓意义特殊，首先这是苏轼贬官黄州躬耕劳动时取的自号，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它代表了苏轼对自己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位，代表了一种志在村野，远离官场的平民意味。其次苏轼的文学写作中常以“东坡”自称，次数仅次于“我”和“吾”。而且他用“东坡”自称时，大多数都与反思人生意义和自我调侃有关，这就代表了苏轼对这个称谓的特殊感情，也证明这个称谓和文学的关系最深。所以“东坡”称谓的意义，超越了社会阶层各个人群，拥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恐怕也是后人喜用“东坡”称呼苏轼的缘由。

三个称谓分别体现了苏轼的三个侧面，是从不同角度认知其人的入口。张鸣老师强调，无论人生还是文学，我们看待苏轼，要明确几个原则：首先，要全面地看。既看他的最终成就，也看他的成长过程；既看他在顺境中的意气风发，也看他在逆境中的坚守豁达，且不仅看他怎么说，还看他怎么做；其次，要关注“大节”。了解东坡在生命历程中如何坚守大节，如何面对荣辱祸福，如何面对人生困境；再次，在关注“大节”的前提下，再看他生活细节上体现的那些人生智慧、幽默、亲切；最后，要全面看他的文学和人生的关系。离开苏轼的人生，将无法真正懂得他的文学。

张鸣老师在论坛现场

说到苏轼，离不开北宋这个时代，而这个孕育苏轼的时代，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小南老师接着为我们介绍了苏轼生活时代的特点。首先，赵宋是五代十国的继承者，一直与北方政权对立，可谓国史中的第二个“南北朝”。外部环境的强劲压力，令宋代成为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时代。在此处境下，一方面，朝廷施政往往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宋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中执着的“生”，持续久远的“长”，从而带来突出的经济文化成就。学界普遍认为，在历代王朝中，宋代朝政相对开明。其中最开明的阶段，当属宋仁宗时期（1022—1063年）。苏轼便成长于此时。包括他在内的北宋士人，有不少家境清寒，通过科举崭露头角，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高度认同，对国家、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一代风气。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这是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中的一句，也是本次论坛题目的出处。为何东坡被黄庭坚形容为“百世士”呢？张鸣老师引用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中所言“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认为黄庭坚所称许的是东坡的“大节”。苏轼秉持孟子的“仁政”的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苏轼所守“大节”的核心内容。历史世界中的苏轼，不止是文人，更是士大夫。苏轼为欧阳修文集写序的时候说过当时的士人在欧阳修和范仲淹等人的影响下，是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一是要有儒家学问的根基；二是要救时行道，推行儒家的仁政，三是敢于直言，不怕得罪人主。这三条就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大夫的品质，也是苏轼自己毕生努力践行的准则。可以说，苏轼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张老师指出，苏轼出仕做官，自然有谋生的因素，但他志向远大，目的很明确。苏轼十岁左右，母亲教他读书，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有感于范滂“澄清天下之志”的事迹，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母亲因此感叹说，“吾有子矣”！这给儿童时期的苏轼很大的激励。苏轼在乡校读书时还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对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士大夫忧国忧民的事迹印象深刻，尤其以范仲淹为榜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苏轼后来在仕宦经历中坚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培养树立起来的。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苏轼在仕宦经历中对“大节”的坚守，才能理解他为什么选择了那样一条独特的生活道路。

黄庭坚《君宜帖记》

邓小南老师进一步解释了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含义。所指内涵为“兼文人、官僚于一身”的士大夫，虽很早就登上历史舞台，但真正的“士大夫政治”，即士大夫作为一个集体拥有左右朝政的力量，却是北宋中期才出现的政治形态。余英时先生曾说，“政”与“学”兼收并蓄，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时代风格。一方面长于治学，另一方面也长于治事，两者的融通是北宋士人为人瞩目的特点。政治生活之外，宋代士人也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他们的能力结构较为全面，在政务、文章、经术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宏大的知识、才干格局。
作为士大夫，在苏轼的一生里，政治生活远比文学创作重要。虽然未能像王安石、司马光一样步上权力巅峰，但北宋政治的重大问题，时刻萦绕在他心中。苏、王、司马政治见解不同，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其实相当接近，而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持有明显异见。相形之下，苏轼“一道德”的取向没有那么强烈。苏轼秉性本真、旷达，才赋纵横、博通，乃性情中人，政治主张鲜明，且名声在外，因而在成为一群人拥护对象的同时，又成为另一群人的抨击对象。北宋政坛一向推崇“镇重”之人，宰辅须谨言慎行。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被欧阳修等前辈看好、甚至得到仁宗青睐的苏轼，最终难以在仕途上得偿所愿。然而，哪怕政途一波三折，他也并不沮丧。北宋后期政坛波澜起伏，给苏轼带来无尽的苦难，但也锤炼出他不凡的品格和特别的风格。时代之于个人，既是造就，又是限制。
苏轼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坎坷的政治命运。李溪老师又指出，很多人认为这是苏轼的不幸，但在被贬期间写下诸多不朽名篇，又何尝不是后人的一种幸运，这从苏轼晚年的自我评价“问吾一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可看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仕途失意造就的文学成就呢？张鸣老师坦言，这是一个大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明确两个前提：首先，苏轼是一个文学天才，他过人的观察、感受、审美及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天赋，也因此他能够将思想感情、生活感受外化为超一流的文字作品。其次，苏轼拥有一种独特的观物态度，即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者，必有可乐”，此可谓东坡诗文之所以博大丰富、无所不容的根源所在。书写人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在苏轼的作品中，“人生”主题占有重要地位，不断反思、书写“人生”，是苏轼诗文与众不同之处。张鸣老师认为，贬谪黄州，对苏轼而言，最大的打击不在于政治失意或生活困顿，而在于对自己从小选择的人生道路、建立的政治理想产生怀疑。这个痛苦是深重的。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成为苏轼必须追问的大问题。因此，在黄州写的大量作品，就非常切实，深刻而沉重地写出自己对人生道路的反思，与之前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此时，他思考人生的参照系不再局限于个人得失、仕宦道路，乃至于某种现成的理论和规范。读《念奴娇·赤壁怀古》，可以明显发现他思考问题的眼界，是千古的历史，宏阔的自然，还有内心的一种真诚的感悟。不仅是空间、时间的视野都极大扩展，审视自己内心的深度也和以往不同了，这个变化非常关键。度过黄州岁月的苏轼，看问题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以当下看远方，再以远方观自身；另一方面，他以现在看历史，再以历史看现在，也理解了自己也将成为历史。苏轼的诗文，由此具备了更宏大的时空场景和更深刻的自我反思。

雍正书《念奴娇·赤壁怀古》

当然，苏轼在黄州的诗文成就，还有其他原因。譬如，他此时开始认真研读释氏、老庄之书，结合本来的儒学修养，打通三教，思想于是乎“浩然不见其涯”。此外，诗歌往往“遇境而生”，黄州的江山风月，为苏轼带来无限的素材和灵感。苏轼贬谪期间的作品，有一种很特别的表达模式，可称为“隐含着风骨和幽默的豁达潇洒”。即使在贬所，他也执着于发现、创造生活中的美与趣味，这要拜他热爱生活的天性所赐。政治上的失意，反而为他打开体验生活和自然的大门，使他热爱自然、生活的天性获得发挥的空间，也为他提供创造趣味的条件。优秀作品，自然应运而生。

讨论又回到令苏轼被贬谪黄州的“乌台诗案”来。此案不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是深入了解他的生命和思想历程绕不开的事件，更对北宋政坛影响深远。邓小南老师指出我们要将“乌台诗案”放到北宋文章和政治的关联问题中考察。北宋实行文治，重视言论和文章，自宋太祖开始，朝廷不杀言事者，言论空间相对开放；另一方面，文章和言论又无时不在监管之下。重视与监管，相反相成，一体两面。元人回过头来看前代，会认为宋朝“成于议论，毁于议论”。宋代士大夫可能因文章显达，也可能因文章被贬。苏轼便“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

宋代“诗案”不止“乌台”一例。宋神宗追求大有为，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后，更是急于树立个人权威。熙宁十年到元丰三年之间，几兴文字之狱。对于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我们所用的基本材料，一为南宋朋九万所编《东坡乌台诗案》，这是御史台的审讯记录；一为明人收在《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材料，其中有一份北宋中书门下（即宰相办事机构）所发文件，包含审刑院有关该诗案的奏状。宋代司法制度“鞫谳分司”，审案和判案人员不同，此外还有复核人员，构成相互制约的三个部门：御史台（即“乌台”）负责审案，大理寺负责判案，而审刑院或刑部则负责覆核。审核结果形成文档，送至中书门下。若是“诏狱”，则最后还要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最终判决。这也是“乌台诗案”审理的大致流程。

邓小南老师在论坛现场

被关御史台期间，苏轼倍受精神上的凌辱。御史台认为苏轼讥讽“明主”，“罪不容诛”。然而，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则主张“从轻发落”，苏轼之罪“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最终，宋神宗决定“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该如何理解神宗的批复呢？这是加重对苏轼的惩罚，还是某种回护？历来众说纷纭。在邓小南老师看来，神宗的决定，实为一种折衷。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书门下文书，其套叠的叙述方式，容易令人误以为神宗的批复乃针对大理寺和审刑院的“从轻发落”而发，其实不然。根据史料，当审刑院的决定出来后，御史台曾有激烈的抗辩，坚持重责苏轼。神宗给予苏轼的处罚，可以说是在轻重之间。（宋代所谓“特责授”“特授”一类文字，不一定表示着意增重；非常规程序而出自君主决定的，都可以称“特”。）
这不由得令人好奇，北宋帝王到底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持何种态度？苏轼于徽宗初年去世，一生主要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邓小南老师指出，仁宗的宽厚，为苏轼一代人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英宗时，虽然皇帝本人希望重用苏轼，但宰相韩琦认为应予以更多磨练，英宗只好作罢；神宗对苏轼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欣赏苏轼的才干。另一方面，如此有才华之人，却不能为己所用，令他着实恼火。神宗追求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变法；而苏轼始终鲜明地站在新法的对立面，不啻是与皇帝相争。到了哲宗时期，苏轼虽然曾经是小皇帝的老师，但并非成熟的哲宗与苏轼之间并未建立起特别的感情。张鸣老师补充道，哲宗不甚欣赏苏轼，原因可能在于周围人的左右，特别是新党势力的重新掌权。

宋代是一个能够“以俗为雅”的时代，东坡即个中翘楚。围绕宋代雅俗关系问题，两位老师继续各抒己见。邓小南老师强调，宋代士大夫虽身处精英阶层，但并非与民间隔绝，毕竟他们大多数人出自清寒，本就来自民间。很多士人虽有做官资格，但因职位有限，不得不“待阙”，长期回旋在民间。从这一角度看，宋代的“朝”与“野”，不能截然两分。另外，说宋代“以俗为雅”，要清楚“俗”之所指。“大俗大雅”是宋代基本的文化风格，“俗”是“民俗”，而非“庸俗”。其实，宋代士大夫十分忌讳庸俗，致力于化“俗”为“雅”，令“雅”自“俗”生。宋人诗文，往往用俚俗之语，言深刻之意。大俗大雅，看似矛盾，实则不悖。邓老师还提出，宋人特殊的雅俗观念，可能受中唐以来禅宗的影响，所谓“砍柴挑水，无非妙道”，此之谓也。

宋拓苏轼书丰乐亭记册

张鸣老师补充道，如果我们看苏轼的朋友圈，会发现他的交游对象绝非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是包括朝廷大臣、地方士绅、普通士人、道士和尚、市井小民乃至歌妓乐工，可谓跨越雅俗。对文学的雅俗问题，宋人还有更特别的观念。诗人黄庭坚在《题意可诗后》中用佛教的观念说过这个问题，他说读诗，“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虽然不是直接讲文学的雅俗问题，但方法论是相同的，就是“雅”“俗”之别不在文字表面，而在内在精神。以雅观之，俗亦为雅；以俗观之，雅亦为俗，全在乎“眼光”。而这“眼光”，则由作者与读者的内在精神决定。“以俗为雅”，根本上是要以“雅”的精神和趣味去改造所谓“俗”。
最后一个话题围绕北宋士大夫的致仕与归田展开。李溪老师提到苏轼曾经感叹“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他又特别赞赏欧阳修致仕后的归隐态度，似乎致仕归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制度上的事情。邓小南老师认为，北宋有致仕制度，官员一般七十岁退休，之后仍享有一些待遇，包括俸禄、转官及子孙荫补等。但致仕毕竟意味着实际权力的丧失，因此很多身处高位的士大夫，其实无意于此，反而希望不断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邓老师认为，苏轼的归隐情怀，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他并不贪恋官位。一个人若拥有宽阔的精神世界，往往更向往归隐田园、自由生活。苏轼对于陶渊明的尊敬和赞赏，正是由此而来。其二，仕路坎坷，令他很早便产生另觅他途的想法。在黄州时，苏轼即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之言，更曾于多地打算置办田产，安排自己致仕后的生活。苏轼六十六岁去世，虽已名满天下，但死时阶秩不过七品朝奉郎。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提到：“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即苏轼晚年，不再主动寻求升迁。当然，据《宋史·职官志》，时人“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对官员而言，官阶高低并非至关重要之事。然而苏轼不求升迁之举，依然显示出其不汲汲于官途之志。
由此邓老师再谈到“大节”问题。她总结道，苏轼的“大节”，不仅在于他持守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更在于他的襟怀，以及他所承载的“斯文”。苏轼一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顺逆，均不改坦荡襟怀。他得罪过很多人，既有王安石及其追随者，也有程颐、朱光庭、刘安世等非新党人士。然而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回首故事，彼此之间又会多几分理解。苏轼与王安石的和解，令人动容。而刘安世后来更是不吝赞许苏轼，言“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内心追求称得上光明磊落。
苏轼曾经说到“天下士”，即胸怀天下之士。他在《赤壁赋》中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境界，在他来说，是彻上彻下贯通终生的。他一方面嫉恶如仇，一方面“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泛爱”天下人。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之外，他一直关心“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问题。欧阳修去世时，苏轼为“斯文”之延续担忧。而苏轼去世，苏辙也表示出同样的担忧。可以说，欧阳修之后，“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很大程度上被天下人寄托在苏轼身上。观东坡之“大节”，他是“百世士”，更是“天下士”。

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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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锐霖、周诗雨